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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居正改革过程中为何始终不肯重用为官清廉民

发布时间:2019-06-15

  我们常说一句话:“是非功过,自有后人评说”。为什么要留待后人评说呢?当代人不是知道的更为清楚,更接近历史真相吗?不,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,

  我们常说一句话:“是非功过,自有后人评说”。为什么要留待后人评说呢?当代人不是知道的更为清楚,更接近历史真相吗?不,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,当代人居于“庐山”之中,岂能尽识庐山面目。

  时间的确能说明问题,能在千秋后依然让人传颂者,自有其不朽之处。说起古代的历史,确实有点怪,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历史的传统,《左传》中有“左史记事,右史记言”之说;文天祥《正气歌》里提到“在齐太史简,在晋董狐笔。”,以及太史公“不隐恶,不虚美”的秉笔直书的精神更是令后人敬仰。继太史公《史记》后,我国的史籍可谓汗牛充栋,有“二十四史”之说。

  然而,真正世代流传的人物不是记在史籍里的,而是人们口耳相传的,比如说包公,比如说关公,在《宋史》里记载,包公一生只破过一个“牛舌案”,其为官倒是清廉,然而在民间,人们将其传得神乎其神,不畏权贵,刚正清廉;说起关公,为人骄傲自大,好像天下没有几人能入其法眼,然而就是因为他对刘备心怀忠义,所以老百姓将其捧到至高之位,不论好人还是坏人,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拜他,俨然成了至高至善,无所不知的“上帝”。

  说白了,古史就是以道德论英雄的,《左传》里有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三不朽之说,道德第一,48222财神爷心水论坛而事功次之。这正确、合理吗?这就如刀有两刃,一方面,它可以让那些不择手段、追名逐利之徒有所顾忌、有所收敛,比如说吴起“杀妻求将”,“母死不归”,后世多有訾议,尽管他有着极高的军事才能、在楚国变法,功绩可谓不小,但不为后世所认可。

  另一方面,它也阻碍了历史的发展,须知非常之世要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,倘以道德束之,则凡事难成。这也造成了一些人“只求道德无亏,不求建功立业”的不作为态度,只要有人有所作为,便为世所不容,比如说商鞅变法,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伟大举措,若不如此,社会何以向前发展,文明何以进步,但是历代却对商鞅非议多多,就连太史公在评价其时竟简单地说他“天生刻薄寡恩”,这恐怕难以服众吧?

  此类事件不绝于史,我们不妨回到明代,选取两个人详细言之。在明代,尤其是中后期,张居正和海瑞可谓大名鼎鼎、如雷贯耳,一个是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,一个是刚正不阿的廉吏,然而无论是史书还是民间似乎海瑞的名气要超过张居正。

  说起张居正,有人说我国历史上有三个真正的政治家,一个是诸葛亮,一个是王安石,另一个就是他,然而诸葛亮效忠于蜀汉政权,偏处一隅,毕竟弹丸之地,影响力有限;王安石变法,阻力太大,最终胎死腹中;唯有张居正改革,较为彻底、全面。

  我们常说知人论世,要说张居正就不得不说明朝中后期这段历史,张居正一生历经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朝。嘉靖皇帝,一即位就与整个文官集团展开了“大礼仪之争”,大有乾刚独断之势,并处置正德皇帝所宠幸的奸佞小人,满朝文武欢喜,以为有中心之望。谁料到,后来宠幸严嵩,自己避居西苑,求仙问道,甚至为炼长生之药,酿成“壬寅宫变”差点一命呜呼;不理朝政,致使严嵩握权党同伐异;另外北虏南倭之患、天灾不断、赋税繁重,简直就是民不聊生,本来经过正德皇帝的荒淫无道,整个朝野已成乱象,此时正是中兴之际,谁料确是雪上加霜,情况更为恶化。

  嘉靖晏驾,隆庆即位,又是一次中兴之机,可隆庆皇帝也许是乃父在位时,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,太过压抑自己,所以甫一登极,便开始放纵自我,沉醉于温柔之乡,醉生梦死,须知温柔乡是英雄冢,所以短短六载便一命呜呼。这时的明朝已面临所有王朝都有的痼疾土地兼并,且极其严重,如不进行刮骨疗毒,则必死无疑。

  国危思良相,张居正便在此时应运而生,毫不夸张的说正是“挽狂澜于既倒,扶大厦之将倾。”,其打击豪强,进行清赋,抑制了土地兼并,增加了国家财政;推行一条鞭法,避免了各种苛捐杂税的征收无度;改革军事,大胆任用能将,加强了军队战斗力;严格实行考成法,选贤任能使得万历新政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效果,国家的经济得到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,然而,他也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,得罪了太多的人。唯才是用,任用循吏,得罪了清流;打击豪强,得罪了权贵;大权独揽,让皇帝感到如芒刺在背,这就为他死后遭到清算埋下祸根。

  历史就是如此,干大事,成大业者总是不得善终,吴起变法,乱箭而亡;商鞅变法,身遭车裂每每提及,都让人唏嘘不已!

  再说说海瑞,出生于海南岛,可以说是真正的水乡泽国,但他毫无南人纤弱之气,反而表现的极为刚正,面对上司的视察,不行跪拜之礼,故有“海笔架”之称;以举人身份入仕,竟毫不气弱,为淳安知县时,敢于得罪身为总督的胡宗宪,为母亲祝寿竟然只有两斤猪肉,其清廉、刚正之名早已闻名朝野。由于他对待下属极严,对待长官不逢迎,以致下属纷纷请求调往他乡,上司每有视察都绕过他所辖范围,所有官吏都不愿和他打交道,只求他升官调往他处,所以他不行贿竟然官升的特别快。

  后来官至户部主事,准备好棺材后上书于嘉靖帝,措辞严厉,直指其过,致使龙颜大怒,把他打入诏狱。后经释放,出任地方官,打击豪强,迫使首辅徐阶退田及至死后,家徒四壁,并无多少余财,还是众人凑钱才将其收殓,死后他的故事在民间广为传颂。

 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二者,海瑞属于清流,以道德为人所称颂;张居正则重视事功、实干。不是说道德不好,只是道德高者未必为政有道,观海瑞之为官经历,除过其清廉、打击豪强外,政绩几乎乏善可陈,甚至有些书生意气,带有明显的劫富济贫思想。张居正在其主政期间,始终未用海瑞,就是因为其道德虽高尚,但让他做具体的实事,却未必有成。而朝廷之所以用他,也不过让他装饰门面罢了!不然满朝tan腐,老百姓怎么能受得了?好不容易有个清官,老百姓对朝廷还是抱有希望的。

  海瑞的道德自不必说,有他在,对违法的官员便是一种震慑,但,为政不是仅靠道德高就行的,还要有大局意识,不能一味的刚强、嫉恶如仇,该迂回曲折时就得迂回曲折,最难的不是保持清廉、刚正,而是有自我牺牲的勇气,即牺牲自己的名誉、甚至尊严,有时候为名所累,反而处处掣肘,寸步难行。从这发面来说,张居正显然是个真正的政治家,勇于任事,不惧流言,重视实干。而在历史上,重视实干者往往没有好结局,反而历代追捧的都是那些道德高尚,却尚清谈者。

  可是我们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,我们总是把清官和能吏联系起来,好像道德高尚者,其能力也很强,只要你道德高尚,能力一般,为了需要,也会给你附加上某些东西,总之好人各发面都好,坏人各方面都坏。试想一下,这能行吗?这会导致什么?这只会导致官员尚空谈不尚实干,因为真正有所作为,敢于任事的往往没有好想场,这些人自诩清流,“平时袖手谈心性,临危一死报君王”,除了让别人称赞、感慨一番后,于事无补,这也就是晚晴时,面对列强的入侵,有那么多官员“尽节”的原因吧!

  这不得不说是可悲,专制体制下难容有能力的人才,有的只是在“忠孝节义”下培养出来的奴才罢了!试问这样的人如何有能力担当历史重任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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